岁月深处的柴灶

炊烟曾唤起多少游子的思乡之情，炊烟又曾令多少归来的游子望着它热泪盈眶。每当想起袅袅炊烟，我便会联想起儿时在柴灶前的童年岁月和母亲无尽的爱。

我刚满周岁时，父亲因患上肺痨而放弃了上海的店铺生意，举家返回福建老家。祖上三兄弟分家后，原有唯一的柴灶归大伯家，母亲便用几根木头在天井边支了个台架，再用几块土砖垒成一个简易的土灶，就算有了个煮饭炒菜的地方，没有烟囱，做饭时浓烟弥漫。

慢慢长大的我渐渐发现，人家里的炊烟都从烟囱里冒出来，只有我家的炊烟是从天井口涌出的，要是遇上刮大风，打斜雨，这土灶就根本做不了饭。到我五、六岁时，母亲便下决心准备垒灶。

听母亲说，那时垒灶的师傅很不好伺候，要是招待不好，还会“使坏”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她找了好几个垒灶的人，一个一个地进行比较和选择，在隔壁乡找到一个伙食自理的老师傅五狮，他垒灶快，技术好，所垒出的柴灶省柴禾，烟囱路畅通……

五狮很快就来到我家看现场并给出建议：按照家乡的搭灶风格，一个灶台一般三个锅，靠墙壁内侧的为大锅，外侧的为中锅，大锅正后侧为小锅。三个锅呈“L”型，而且三个灶膛都相通，小锅一般总会储着水，只要任意一灶烧火，其产生的热量都可利用来温热锅里的水，把热能充分利用起来。特别是在冬天，小锅温热的水就可直接用来洗脸洗脚，非常实用——即使是数十年后的现在，我依然佩服这些乡土劳动者生活中的聪慧。

五狮还在大锅上方筑了抽屉大小的“灶君厝”——这样既安置了“灶君”，又可摆放煤油灯。母亲还提出在墙上嵌一个双层壁碗厨，五狮也表示赞同。方案敲定后，五狮开出一张采购材料清单，工钱5元包干，三餐自理，母亲没有还价。

一星期左右，新柴灶大功告成，再经过全面粉刷后，整个厨房都光亮如新。那时母亲的心情，就像搬新家一样激动和喜悦。摆脱浓烟困扰后的母亲对新柴灶倍加珍惜，三餐后母亲常在灶台上抹了又抹，擦了又擦，灶台上的红板砖擦得红艳艳的，厨房始终保持干净卫生。

此后，灶口前也成了我童年最快乐最温暖的地方。母亲炒菜我烧火，看着母亲手挥铲翻炒，听着肉菜滋滋声响，闻着饭菜香味，便觉得那是最幸福的时刻。给灶膛里添柴后，我总要站起来看锅里翻炒的菜，母亲也常会先夹起一口给我尝鲜，记忆中母亲挟到我嘴里的菜，每一口都是那么鲜美，那么亲切。上小学以后，每天放学回来，只要看到房顶上的袅袅炊烟，我便飞也似的直奔回家；要是看不到炊烟，心里便不免空落落的。

有了新灶的第一个除夕，母亲一口气做了三笼屉红团。那天晚上，忙碌了一天的母亲把我抱在大腿上，在灶口前一起蒸红团。熊熊的灶火映照着母亲的笑脸——这是我印象中，父亲死后母亲第一次脸上浮现出的幸福笑脸。

那年除夕，母亲还请三叔写了一副对联“敬君一炷香，赐我千斗粟”，恭恭敬敬地贴在“灶君厝”两旁，上面还贴了个“福”字。此后，母亲便年年在“灶君厝”里换一张红色或粉红色的《春牛图》；还放置了个小巧玲珑的香炉，逢年过节插上三柱香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丰衣足食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时，母亲去参加了水库建设，我一个人在家时最喜欢就是在灶膛里烤番薯——选几个小一点的番薯埋在灶膛滚烫的火炭里，不到几分钟，灶膛就会飘出缕缕薯香，拿出来吹吹灰便是原生态的“美餐佳肴”。有时我还用“火钳”把母亲买回的白粿（年糕）架在红红的炭火上烧烤，随后再将白粿翻个面，反复几次后，一个白生生的白粿就被烤得金灿灿、香喷喷了，原本没有味道的白粿烧烤出来后，放在嘴边“呼呼”地吹凉了，外脆里糯，那滋味，那高兴劲儿，绝对是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感受到的。

1968年7月4日，母亲的生命被食道癌夺走了，此后我家便再也没有了炊烟升腾，灶台前也没有了母亲忙碌的身影。前年我回到了老家，厨房里的柴灶冰冷，我却心怀敬意抹掉灶面上厚厚的尘灰，红红的板砖依然鲜艳。穿过岁月的记忆，我似乎还能感受到土灶的古朴、温情和神圣——它是有形的，似乎又是无形的，它让我凝神，在袅袅炊烟和氤氲热气中，懂得了淡泊、满足和感恩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老家那口土灶仍一直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，它温暖了我幼稚的童年，温暖着母亲那颗饱经沧桑的心，也使我的乡情燃烧得更加炽热。那一口土灶，是我生命的情结，是我乡情中的佐料，这是一种城市的饭菜中没有的烟熏味。也许，我这几十年追寻的就是那点味觉，在记忆中嗅着柴灶的炊烟，我仿佛又触到了故乡的灵魂，还有母亲的爱。

摘自“湛江日报·数据报刊   ■ 蔡柔远（赤坎）    往事